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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：

这些是我们韩国的历史遗迹！

2004 年苏州世界遗产大会上，韩国代表团成员猛地站起身指着大屏幕上的高句丽王城遗址照片，语气激动地用英语抗议。

台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委们却不为所动，主导评审的专家平静地反问，

根据记载，高句丽政权起源于中国，王城、墓葬均在中国境内，请问你们的考古证据在哪里？

这个问题让现场陷入沉默。

一直以来，韩国媒体都在用文化掠夺的字眼描述中国，但他们始终回避一个核心问题：

为何韩国宣称的民族根脉，考古证据大多来自中国境内？

传说天神之子诞下檀君后建立古朝鲜，统治达千年之久，但追溯这个故事的源头，会发现它最早出自《三国遗事》。

这是由高丽僧人一然编写的书籍，其中混杂着大量神怪传说，并非严谨的史书。

书中关于檀君的记载距离其所谓建国时间已相隔近三千年，且无任何同期文献佐证。

更关键的是截至目前，韩国境内从未发现与檀君时代对应的考古遗址、器物或文字记录。

首尔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容云曾承认，檀君传说成为民族主义叙事的核心，但从学术角度看，它缺乏实证基础。

即便如此，韩国仍将檀君诞辰定为开天节作为法定假日庆祝，每年举行盛大祭祀活动。

这种将神话当历史的做法在国际学术界屡遭质疑，

不少人提出，一个文明的起源叙事需要考古学、文献学的双重印证，檀君传说更像是文化认同的符号，而非历史事实。

面对这类质疑，韩国学界的回应往往强调民族情感需要，却始终拿不出实质性证据。

在韩国的历史中，高句丽被描绘成横跨中日韩的大帝国。

但翻开《资治通鉴》《三国史记》等中韩史料会发现不同的记载，

高句丽兴起于西汉玄菟郡高句丽县，鼎盛时期疆域东到日本海，从未越过长江。

考古发掘证实，山城内不仅发现了王宫基址、兵营聚落和蓄水池等生活设施，还出土了高句丽早期竖耳陶罐、铁镞等典型器物。

印证了其作为高句丽政权初创时期政治中心的历史地位。

这一历史事实不仅得到中国《后汉书》《三国志》等正史的明确记载，

更通过集安高句丽王城、王陵等系列考古发现形成完整证据链，这些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，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实证。

高句丽最终被唐朝与新罗联军所灭，其王室成员多被迁入中原，渐渐融入汉地文化。

而韩国所提及的高丽王朝实为新罗贵族王建所建，与此前的高句丽并无直接渊源。

这种刻意将高句丽与高丽混为一谈的做法，背后究竟藏着什么缘由？

当时韩国经济开始起飞，急需构建统一的民族认同，便将历史上存在的高句丽塑造成抗击中原王朝的英雄政权。

首尔市立博物馆曾展出高句丽扩张示意图，将其疆域画到黄河流域，引发中国学界抗议最终因缺乏证据撤展。

苏州会议上中国提交的高句丽遗址申遗材料，包含了从1960年代至今的考古报告、中韩日三国史料对比、遗址保护规划等。

其中最具说服力的是集安太王陵出土的好太王碑，碑文用汉字记载了高句丽与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，明确其地理位置在辽水之东。

韩国代表团提交的反驳材料主要依据是《东国舆地胜览》和一些民间传说，缺乏考古实证。

更尴尬的是，韩国同期申报的平壤古墓群多处提到壁画风格受唐代影响，无意中印证了文化传播的方向。

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决议中特别强调，高句丽遗址反映了中国东北边疆地区政权的文化发展，其建筑、丧葬制度体现了与中原文明的交流融合。

其实早在1993年，中、韩、日三国学者就已达成共识：

高句丽是存在于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北部的古代政权，其历史应置于东亚多民族交流的背景中研究，而非单一民族的光荣史。

但这个学术结论显然与韩国的民族主义叙事不符。

但越来越多的韩国学者意识到，承认历史联系不等于否定民族特色。

近年来，韩国学界开始出现反思声音，大家开始认识到，将高句丽强行纳入韩国单一民族史，违背了历史事实，也不利于东亚文化交流。

高句丽文化既有中原汉文化的影响，也有游牧民族的特质，还有本土发展的创新，这种多元性正是其价值所在。

历史不是用来占有的神话，而是需要共同尊重的事实。

参考资料：

《三国遗事》（高丽・一然撰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影印本，1996 年）

《汉书・地理志》（班固撰，中华书局标点本，1962 年）

《世界遗产委员会第 28 届会议决议》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，2004 年）

《高句丽史研究》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，吉林文史出版社，2006 年）

《朝鲜古代史论争》（金容云著，首尔大学出版社，2010 年）

《东亚文化交流中的高句丽》（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，2018 年）

《韩国近现代史与民族主义》（崔章集著，延世大学出版社，2015 年）